同时造成了中国团队和美国团队的矛盾

2019-01-10 11:11

  所以我就要绕道香港,在香港由于挣了钱买了一个小作坊,花了连自己的钱带借的钱,一共一百万美元,当时是非常多的钱了,买了一个小作坊,从国内调去了几个研究人员,研发了主机板,声卡、显示卡,把声卡、显示卡到哪儿去卖呢?参加了国际的展览会,一个是汉诺威的,一个是拉斯维加斯的,卖了自己的东西。
 
  在卖的过程中,他每年一度有一个展览,咱们国家的电子部的计算机处的官员到那儿去看展览的时候,那时候,今天在美国,在拉斯维加斯里到处看哪儿都有中国人,而且还甚至有中国字,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全是老外。在一个很边远的地方看见,竟然有中国人说话,说的还是北京话,但是摊位写的是香港联想公司,原来一打听就是我们,说,哦,你们是在香港生产?对,卖得出去吗?我告诉他,卖得出去,当时一年大概卖两千多块板子,就认为很多了,他听了很高兴,回国以后,就给了我们批文。就这样,联想在国内才有了生产的基地,才开始有联想电脑,就得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但是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做电脑板卡的这个过程,从卖不出去到卖得出去,一直三四年全是赔钱的,因为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懂,怎么做企业都需要摸索。拿什么贴呢?就是拿做AST代理贴的钱。
 
  今天在座的我相信让大家举手,几乎没有谁听说过一个叫AST的公司,这个AST有人听说过吗?请举手。好,很遗憾,连前排的都不知道了,AST是美国一个很小的电脑公司,A是叫艾尔波特王是香港人,S是个巴基斯坦人,叫什么我忘了。T是叫TOM,TOM也是个香港人,三个人在美国建的一个电脑公司,我就是在选择哪家公司能够让我们做总代理的时候,选择了AST,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像康柏是个大公司,IBM多数客户是不知道的,你如果真的能了解他的性能,跟那个性能差不多,服务能跟得上的话,你就能把这个电脑推开,AST居然在中国由于有北京联想支撑着,那边又有香港联想,竟然在中国成为了第一大品牌,就是在我们联想品牌没出来以前,我们通过这个确实积累了不少资金,拿这个钱一直赔着,一直贴着把联想自己的品牌扶起来。
 
  所以说志存高远,必须得脚踏实地,就是你要没有做AST,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辛苦,赔过很多钱,这就不多说了,但是得告诉大家,达到一个高远的目标,你得从底下,你得有办法,我们就是那么做起来的。
 
  当时的困难,我说两条,第一、我当时遇到最大的困难实际是我们国家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体制法规,但是我们要走的呢,是一条市场经济的路,这里边的碰撞包含了政策风险,什么叫政策风险?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想做自己品牌的电脑,但是国家不给你批文,如果你愣做了,那你就是犯法,这就是政策风险。
 
  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是拿不到国家批给的外汇指标的,国家给像电子部下属企业,外汇指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块五毛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个美元,就是给了比如一个企业有一百万美元的外汇指标,那就是拿250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了,像我们没有的怎么样,那就要在所谓黑市上去讨买,那时候的定价大概是七块多钱,跟今天倒是差不多,七块多人民币,但是说你不违法就不违法,要真追究这也是违法。
 
  还有就是批文,这进口的他要批文,我们的批文都是买来的,因为有很多厂家,有了批文以后,电脑做的依然不好,反而是赔钱的,他宁愿把批文卖出去,这就是当时的体制跟要走道路的碰撞。1月10日上午消息,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兼名誉董事长柳传志昨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出席“改革先锋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演讲中,柳传志寄希望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能够成为“奔日子”的人,在志存高远的同时脚踏实地,推动国家和社会前进。
 
  在此基础上,柳传志回顾了联想在创业发展各个阶段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这些事例也对早先联想发展过程产生的争议进行了回应。
 
  回应路线之争 以贸养技是大环境下迫不得已
 
  在宣讲中,柳传志回忆称联想创业的最初阶段,曾经面临过诸多困难。首先是在确定目标,决定做自有品牌电脑方面,遇到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制造行业需要获得相关部委批文的困难。
 
  为了获得批文,联想不得不在香港成立公司生产板卡产品。之后,联想在汉诺威电子展和CES展上引起了前去调研的电子部计算机处官员的注意,进而获得了生产批文,开始在国内生产自有品牌电脑。
 
  除此之外,联想的最初发展历程中,也面临着资金紧缺困难。他表示,在研制电脑板卡产品的过程中,联想实际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当时靠代理美国一家小电脑公司AST的产品,才存活下来。他表示,在资金缺乏的环境下,以贸养技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也需要说服大家克服短视行为。
 
  股改中没有资产侵占 为消除短视行为成立联想控股
 
  此外,柳传志在演讲中澄清了关于联想2000年进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侵占联想资产的指责。他表示,联想的股份制改革尝试始于1993年。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召光非常支持联想对员工实施激励机制,但受限于中科院下属企业当时没有权利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体制,最初仅能通过中科院返还联想35%的利润作为员工的奖金。
 
  柳传志透露,这部分奖金并没有第一时间发放给员工。2001年,联想成为财政部试点单位,获得了高科技企业股份制改革批文。不过,试点单位需要自行出钱换购股份。早前积累下来的2亿元奖金成功帮助联想完成了股份制改革,转换成35%的股份分发给员工。
 
  关于之后分拆联想业务,成立联想控股,柳传志解释称,他在上世纪80-90年代亲眼看到了大量电脑行业企业的死亡。在平衡创新和生存方面,通过投资加深基础是当时所采取的办法。
 
  除此之外,柳传志也表示,此举也确保了日后联想集团能够成功并购IBM PC业务。在股份制改革完成后,员工股份占比35%,是公司最大的股东。由于股票分红远高于工资,员工极有可能否决并购。柳传志说,当时他承诺,会用联想控股的投资业务的利润补贴分红的损失,在说服员工同意并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元庆是合格CEO IBM业务整合走了大弯路
 
  在宣讲中,柳传志也对杨元庆的工作能力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国际电脑品牌带来的市场冲击下,联想进行了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改造,选择杨元庆担任电脑事业部总经理,此后联想电脑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开始飞速发展。
 
  他举例介绍了1999年-2000年,联想在中国市场份额从17.1%跃升到26.3%这段期间的经历。柳传志总结认为,当时联想在产品、宣传和供给上,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在产品方面,联想根据第一波互联网浪潮,在当时的电脑上开发了“一键上网”功能,降低了中国早期互联网用户使用网络的门槛。同时,在信息渠道尚不发达的环境中,公司在全国300多个城市进行了巡展,实地为用户进行讲解。此外,联想也预备好了强大的售后维修力量和货源。
 
  柳传志认为,用企业的方式来做科技成果产业化,瞄准市场需求是这一阶段取得成功的原因。这种面向需求的经验,最早来自于1986年,联想研发4型汉卡的过程。当时由于过于注重技术指标,忽略了客户的需求,导致4型汉卡丢失了相当的市场份额。
 
  2016年,迟宇宙发文,根据并购IBM PC业务后,杨元庆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期间出现的巨额亏损而质疑杨元庆的工作能力。柳传志表示,这实际上是联想为了顺利完成并购后的文化磨合,所采取的迂回战术。
 
  他介绍,联想当时希望将在国内战胜戴尔的双模式推行到世界上去,但是担心合并后第一年的业绩压力会迫使中国管理者退出,因此才决定由杨元庆出任集团董事长,负责CEO工作的批准。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执行等CEO职责由原IBM高管担任。
 
  随后,原戴尔高管威廉·阿里梅奥接任CEO职务。但由于文化冲突和管理层强烈的短视行为造成了董事会和高管团队的冲突。
 
  柳传志表示,联想并购IBM PC业务后,市场情况正在转变,个人消费者开始占到市场主流,而IBM PC只有商用电脑。因此必须调整战略,研发面向个人用户的电脑,同时调整IT系统。
 
  当时,这需要在未来3年投入7亿美元,会带来利润减少。决策得到了阿里梅奥抵制,也引发了杨元庆和他碰撞,同时造成了中国团队和美国团队的矛盾。
 
  柳传志表示,他当时力挺杨元庆出任CEO,作为换取董事会同意的条件,自己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在此之后,联想组建了中西合璧的领导班子,细致研究未来的战略打法,最终使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有了明确的责任。
 
  同时,柳传志当时还帮助杨元庆制定了激励机制,用现金激励班子中的每个成员。自此之后,联想的业绩开始有所好转,连续17个季度在全球主要PC厂商中保持增长最快地位。
 
  对于近些年来,对联想业绩的质疑,柳传志称,今天联想遇到了新的风险,还是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渡过难关。
 
  为联想名誉必须站出来 做好企业不等于做窝囊企业
 
  在宣讲结束后,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对话的环节中,有学生向柳传志提问,去年柳传志号召打响联想名誉保卫战的原因。对此柳传志表示,在联想名誉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必须站住来喊话,做好企业不代表做窝囊企业。
 
  柳传志在回答中首先明确,5G标准投票和爱国与否毫无关系。他表示,了解国际规则,以及通信标准会议举办的原因和议程,就能对此有明确的判断。
 
  他说,自从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职务后,自己就再也没有管过联想集团的事情。5G门发生后,他立刻找到联想的有关同事,意识到联想的名誉出现了危机。
 
  柳传志称,当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势力在推动。“在这个情况下,我必须要站出来。”他说,当时号召打响“联想保卫战”,一方面目的是向政府传递信息,说明此事的真相,避免联想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影响。另外,他表示号召也面向联想员工,告诉员工心中无愧。
 
  关于事件的后续发展,柳传志表示:“固然后面有人冲我来,但做个好企业不代表做个窝囊企业。”
 
  以下为柳传志演讲全文:
 
  谢谢大家照顾我,专门给我一个凳子。
 
  尊敬的董书记,还有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和同学,去年是咱们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是咱们建国70周年,我比在座同学,我估计大概平均得大50岁以上,但是呢,从历史角度来看,咱们可能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你看杜甫跟李白也差了老大岁数,但是一说,实际上他们俩人认识,见过面就是同一时代的人。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因为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看,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飞跃。我比大家格外幸运,是为什么呢?你们只是看见了在飞跃上面那段,我是抗战时期生人,但是我可以自豪的说,我先调查了一下,只有我一个人是抗战时期生人,别人没有了吧,所以我说抗战时期什么样,你们也不知道。确实那个时候,中国真的是弱的真是叫人绝对的瞧不起,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穷的确实让人辛酸。
 
  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我知道董书记也是陕西人,我跟他说,我当年在陕西65年的时候,搞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那个生产队在哪儿,在宝鸡,宝鸡是什么地方?是800里秦川的好地方,一个男劳动力,一天十份工合多少钱呢?八分钱人民币,八分钱呀,就算今天这八分钱涨了一百倍,或者是更多,你想想能养一家子人吗,你想想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我跟大家说说什么叫饿,你们各位也有减肥的,说我曾经饿过多少天,那都不叫饿。
 
  我上中学的时候饿到什么程度,饿到晚上夜里头能爬起来把那个银翘解毒丸大药丸子给吃了,因为胃里饿的实在是难受。一个月一家半斤油,我妈在做菜的时候,是拿那个油必须得拿一个筷子,搁到油瓶上,然后往里滴的时候,好知道控制能滴几滴。这个问问家里老人,我说的没有一句是假话,中国就这么穷。
 
  改革开放那年,78年的时候,中国的整个生产总值大概3000多亿人民币,现在多少?82万亿。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想象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在这儿看体育比赛的时候,看万米赛跑,最后一圈的时候,一般万米赛跑大概二三十个人是决赛组的吧,但是七八个人算是第一梯队,可能在最后一圈的时候,相差二三十米,当第一梯队的人,最后一米突然发力能超到前面去,那会全场沸腾站起来就高呼不得了,谁也没看过这样的比赛。万米赛跑的最后一名,比如三五十个人,能跟第一名能够差出两圈,这我注意了,最后一名到差一圈的时候突然发力,然后连超两圈超到最前边去,得了第一名,有过这情况吗?任何比赛都没有,但是现实中就发生了,最后一名就是中国,就是我们嘛,而且这不是体育比赛,这是多神的一件事啊,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真的,咱们真太幸运了,我们应该为这个幸运鼓掌。
 
  我今天本来给科学院汇报的这个题目是高科技产业化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今天我临来的时候,我想还是跟大家谈谈我们自己的话,我想讲应该做一个奔日子的人。什么叫奔日子,那就得先说说什么是过日子,这是我自己的词儿。
 
  这过日子,肯定就是说希望将来毕业以后,有个安安稳稳的职业,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能维持得住,这个肯定是不错的,这是所谓冲着过日子去,而奔日子本身,那就是要不断的挑高自己追求的目标,要不断地经受各种考验和打击,然后咬着牙往前走,实现一个目标再实现一个目标,所以对这个人不仅要有意志品德上的要求,而且对能力上还有要求,等等等等,还有很多风险。奔日子跟过日子都没什么错,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人都还是属于过日子这种类型的。
 
  但是细想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他能够发展,能够推动往前进的主要力量那应该是奔日子的人。今天我想我这个就主要冲愿意奔日子的人讲的这翻话。
 
  什么是奔日子的条件,就是他要有高远的目标,要志存高远,但是还要脚踏实地。脚踏实地指的是什么?就是意志要很坚韧,胸怀胸襟要很开阔,同时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自己做的确实不算好,但是我把我自己,我和联想我们这一段做过的事情把它分拆开来,谈谈自己的体会。
 
  这个是我们下海的时候,84年的时候,我就在这间传达室里面和11个同事用计算所投资的20万元人民币办的联想,遗憾的是85年大概不到半年,85年的上半年20万元就被人骗走了14万,这个也是真实的,这是现在的联想,我们总体的营业额大概是达到了3100多亿,总资产5000多亿,净资产是790亿,大概有10万人,联想品牌的电脑,电脑这部分是联想控股里边的一个业务组成部分,现在市场份额占24%,这就是现在的联想。
 
  他是怎么到今天的呢?大概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做有品牌的电脑。大家觉得有品牌还不容易吗?其实是很难。我在计算所工作的时候,我们当时得奖的电脑,大概有这个房间这么大,几间隔着,但是那个功能,那个性能指标还不如一台80、86的PC,就是这么大一个箱子还不如人家,为什么呢?
 
  因为那以前,我们国家是封闭的,我们的输入都是巨大的纸带穿孔输入,你想想,里面的内存还是磁心内存呢,他能不大吗,那时候我们跟国外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要不是开放,我们根本看不见。所以当我第一次在资料上看见国外的电脑是那样的时候,真的嘴张了半天都合不上。
 
  那时候怎么能想象说,有一个自有品牌的电脑,因为技术上不知道差多远,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所以能做到这个,一会儿我会讲,分了好几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争取中国PC市场得到了第一个位置,第三阶段就是全球PC市场第一的位置,后边从2009年开始,我们向新的愿景挺进,大概分了这么四个阶段。我现在想谈谈第一阶段,做自有品牌的电脑本身有什么难处,我们怎么过去的。
 
  我们起家的时候,我是1966年,当时叫西军电,当时我是在一个军事院校,现在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军队农场去劳动,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然后70年分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到了北京,然后一直在这儿工作到了84年,83年的时候,我到科学院干部局去工作过一年,84年下海搞联想。
 
  我当时下海的时候,其实就是心里为什么愿意下海呢?因为当时咱们科学院周光召同志是副院长,他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中国的科技应该变成生产力,应该为国民经济服务,不能老在象牙塔里面,这是他到国外访问完了以后,回来的体会。因此就要求应用科学,今天我知道各位同学以基础研究理科的多,做工科学校研究所实际上是面向主战场,号召科技人员出来办企业。但当时绝大部分的科技人员是不懂,我是真正自愿出来办企业的。因为前些年在所里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憋得慌,怎么叫憋得慌?就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成天政治学习,没完没了,那就不说了。
 
  打倒了四人帮以后,科技的春天到了,科技人员的政治地位,经济上有所好转,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对一个应用科学的研究所所做的科技成果本身,除了写论文、拿奖金以外,他不能变成产品。我当时就觉得,来回这么做完了以后到底有什么具体用,也许别人没这么想过,反正我当时觉得是真的好像没有施展开,当周院长这么说了以后,我自己也特别想试试,我到底能做多大的事,也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还是非常高兴,坚决高举双手赞成下海。
 
  下海以后,大家也知道,会遇到很多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怎么活下来?我卖过旱冰鞋,还卖过电子表,都赔了钱了,最后是我们所谓出卖技术劳力,就是当时有很多单位得到国家的特许,从香港进口国外机器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验收、讲课等等,赚取劳务费,拿这个劳务费开发了我们第一款产品,就是联想式的汉卡。然后这个汉卡能挣钱以后,又把汉卡插在外国的机器上,汉卡是干什么的?大家也许有同学都不知道,就是以前的电脑他是纯英文的,没有汉字,所以中国人用起来很困难,汉卡是一个加了一块硬汉字系统,一块卡,把主机打开以后,加进去,加上软件以后,能够有汉字显示,这样的话就使中国的组织就能够用上这些电脑,我们就是做那个。
 
  然后我们把汉卡插在电脑上以后,就促销电脑,也同时帮他卖电脑,这样的话就赚了更多的钱,但是前边这两步,就是研究汉字系统,代理外国PC,在这个阶段,我自己后来回忆认为是属于蒙着打的阶段。什么叫蒙着打呢?就是当时往哪儿去,心里也没数,因为首先是活命。当真的我们代理一款AST的电脑非常成功,而且赚了很多的钱,这个以后,我们就开始要瞄着打,就是心里头有一个梦想要实现,就是干嘛呢?就是想做我们自有品牌的电脑,于是我们就在做自有品牌电脑当时非常的困难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困难就是国家不批准,这个大家也很难想象。
 
  当时在咱们国家做制造型的业务,必须得由国家有关部门给你批文。今天我们的工信部、什么各个部门,下面不带产业,不带企业的,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有个部门叫电子部,他下面管了很多很多的企业,那个企业叫体制内的,他们拿到批文,他们是有批文的,他们允许做,科学院的企业是体制外的,所以我们是不能允许做的。